「2003年3月11日韦尔斯亲王医院8A病房十多名医护人员及医科生染病的新闻在各大媒体广传，掀起了沙士在港爆发的序幕；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把新冠肺炎疫症定为全球大流行。每年的三月，我都特别为医院祷告，因为三月份经常有大事发生。」17年前沙士袭港，当时余惠贤医生是大埔那打素医院内科顾问医生及肾科部门主管，有份治疗香港最后一名确诊沙士的病人，是抗疫背后的英雄之一。17年后另一世纪疫症在全球肆虐，余惠贤医生已由前线医护人员变为香港浸信会医院的行政总监，但即使角色有所转变，他同样谨守岗位、保持高度警觉，忙于在医院准备及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首要考虑更是病人的福祉，正如其医院抗疫的口号：「倚靠神恩，上下同心，迎难而上」，余医生特别指出抗疫「同心」非常重要。

由于公立医院需集中资源应付新冠肺炎疫情而暂缓部分非紧急专科服务，余医生领导的香港浸信会医院（下称浸会医院）特别作出安排，接收由公立医院转介的病人，包括需要剖腹产子的孕妇和需要电疗的癌症病人，以纾缓公立医院的压力。「我们配合医管局的措施，病人只须支付跟医管局相同的收费就能进行剖腹产子手术或电疗，避免病人的病情因公立医院服务受阻而有所影响。」浸会医院更于二月取得医院的慈善基金赞助，推出「免费白内障手术」及「免费阴道镜检查」，对象正是在公立医院轮候这两项服务、而受疫情影响拖延了手术或检查的病人，使他们有及时和适切的治疗，实现公营和私营医院抗疫同心，公私营医疗服务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余医生跟浸大的关系同样密不可分。余医生现为浸大校董会暨咨议会成员，他又是大学的捐款人，而浸会医院亦是香港浸会大学基金成员之一。余医生跟浸大的渊源，始于中学年代──他的补习老师就读浸会学院，中学的校监凑巧亦是本校首任校长林子丰博士，而余医生未加入浸会医院前已获香港浸信会联会推选成为浸会医院董事局成员，每年都会出席由浸会医院董事局与浸大团队所组成的「中医药研究基金委员会」会议，探讨双方合作的研究方向，并因此认识了历任浸大校长。

浸会医院跟香港浸会大学相邻，早已因地利之便而合作无间。原来在浸大中医药学院尚未成立之时，浸会医院曾跟浸大于建新中心共同开设中医药诊所，而去年本校持续教育学院更与浸会医院携手开办浸大首个自资的「护理学学士（荣誉）学位课程」，为有志投身护理行业的年轻人提供专业培训。余医生是这项合作背后的策划人之一：「人口持续高龄化，护士人手不足。随着社会对医护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预视注册护士的发展会比登记护士较佳，很多登记护士毕业之后也都选择在职进修成为注册护士。我们隔邻就是浸大，促使我们想到与浸大合作。这个课程足足筹备了四年多，去年开办之后，浸会医院是同学最主要实习的地方，同学毕业时不单具备学位及注册护士资格，我们医院更承诺会优先聘用！」

浸会医院和浸会大学，两者同样秉持基督教的理念，前者以「全人医治，荣神益人」为服务宗旨，后者本着「全人教育」的教学理念。余医生认为两者都是「以人为本」，浸会医院所讲的「全人」是「以病人为本」，全面照顾病者身、心、社、灵的需要。「好多人一病就好惊，但其实求生意志对病况有好大影响，如果病人正面看待，可以克服好多状况，例如有病人会因着见家人一面而有力量撑下去，这些经验令我体悟到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身心灵的关怀非常重要。」余医生解释以往全人医治的概念是指Whole Person (Wholistic)，但现在则是用Holistic，因「全人医治」是一个高情操的「神圣任务」。作为一所基督教医疗机构，浸会医院提供很全面的院牧服务，让病者的情绪和心灵都能获得关顾。

面对与日俱增的医疗需求，余医生指两年前浸会医院引进当时全港首台及大中华区唯一一台最新型的高速螺旋放射治疗系统，另外又投放超过港币1.5亿元，扩充核子医学及正电子扫描中心，更引入最尖端的数码一体化正电子及磁力共振双融同步扫描系统，令肿瘤诊断更精准。余医生指浸会医院为非牟利自负盈亏的机构，要动用庞大资金购置新设备，同时亦要顾及医疗收费不能太高，也要兼顾医生及护士薪酬调整，「着实面对不少挑战」。身为基督徒的余医生笑言时常重读圣经，从中学习管理及当领袖的道理，以协助管理医院。

余医生与浸大还有多一重关系，他曾当了9年大学浸信会执事会主席，去年九月他以执事会副主席及人事委员会主席身份代表大学浸信会慷慨捐资港币一百万元予大学，支持校牧处开办康乐中心服务，希望浸大来自不同国籍的学生能透过中心的交流而对信仰有所追求。「我在浸会医院、浸会大学和大学浸信会三者都有角色，我相信这也是我的使命，要作联系人，让这三间机构更紧密连系。」

余医生本人是在大学期间寻找到信仰，他认为教育不只是教授学生知识，透过大学生活的各种不同体验，学生可从中学习人际技巧，训练独立的思维能力、情绪管理等，这些在知识以外所学到的才最终生受用。他又寄语年轻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凡事不要轻易放弃，所谓「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不断努力学习，终会达成目标。

从医超过30年的余医生，一直抱着「为神工作」这使命。他是肾科专科医生，曾于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医学院及中文大学医学院任教，更为大埔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开创肾科治疗服务。当年为何选择肾科，他带点感叹说：「80年代初公营医院的洗肾服务有限，肾病患者要符合年龄要求，大约40 - 50岁以下、已婚、有儿女、有工作及符合轮候换肾等条件，方有接受洗肾的机会。若不符合条件，病人无法获得治疗，结果就是死亡。在大学实习期间我遇过一名约40多岁的肾衰竭病人，有次看到他站在玛丽医院外行人路上，默默地望向大海，那茫然的背影令我顿觉肾病病人所面对的压力和无助。」之后他到美国受训，立志成为肾科医生。

余医生曾担任香港肾科学会主席，在争取和推动肾科治疗服务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此外，他曾主导由医管局和小区私营医疗机构的「共析计划」及「夜间家居血液透析」，让肾病患者可经医管局转介到私营机构接受俗称「洗肾」的血液透析治疗，在病人受训之后，在家里睡眠的时间由洗肾机进行血液透析治疗。使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机会。余医生指不少肾科医生都体恤病人的苦况，有服务病人的心，大家一起排除万难才能让病人得以到私营洗肾中心接受治疗的机会。余医生深信：「每个病人不应由医生决定能否接受治疗来决定生死。」他指医生资源如何分配，有时就是生死攸关的决定。每当遇到这些难题，余医生都会引用圣经金句「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提醒自己，要在公义和怜悯之间取得平衡。

医者父母心，凭着「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精神，余医生总是时刻为病人多想一步，关顾病人身心灵的需要。面对疫情这个艰难时期，他更加抱有「感恩」的心，意思是现在拥有的东西，不一定是应得的，希望大家珍惜与家人共聚的时光。余医生的另一大心愿，就是希望香港日后有多一家大学开设医科，培训更多医生，应付未来人口老化的需要，余医生指这个心愿看似机会渺茫，但「神有祂既定的时间表Nobody knows. When God wants it happen, it will hap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