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11日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十多名醫護人員及醫科生染病的新聞在各大媒體廣傳，掀起了沙士在港爆發的序幕；2020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把新冠肺炎疫症定為全球大流行。每年的三月，我都特別為醫院禱告，因為三月份經常有大事發生。」17年前沙士襲港，當時余惠賢醫生是大埔那打素醫院內科顧問醫生及腎科部門主管，有份治療香港最後一名確診沙士的病人，是抗疫背後的英雄之一。17年後另一世紀疫症在全球肆虐，余惠賢醫生已由前線醫護人員變為香港浸信會醫院的行政總監，但即使角色有所轉變，他同樣謹守崗位、保持高度警覺，忙於在醫院準備及執行各項感染控制措施，首要考慮更是病人的福祉，正如其醫院抗疫的口號：「倚靠神恩，上下同心，迎難而上」，余醫生特別指出抗疫「同心」非常重要。

由於公立醫院需集中資源應付新冠肺炎疫情而暫緩部分非緊急專科服務，余醫生領導的香港浸信會醫院（下稱浸會醫院）特別作出安排，接收由公立醫院轉介的病人，包括需要剖腹產子的孕婦和需要電療的癌症病人，以紓緩公立醫院的壓力。「我們配合醫管局的措施，病人只須支付跟醫管局相同的收費就能進行剖腹產子手術或電療，避免病人的病情因公立醫院服務受阻而有所影響。」浸會醫院更於二月取得醫院的慈善基金贊助，推出「免費白內障手術」及「免費陰道鏡檢查」，對象正是在公立醫院輪候這兩項服務、而受疫情影響拖延了手術或檢查的病人，使他們有及時和適切的治療，實現公營和私營醫院抗疫同心，公私營醫療服務相輔相成，密不可分。

余醫生跟浸大的關係同樣密不可分。余醫生現為浸大校董會暨諮議會成員，他又是大學的捐款人，而浸會醫院亦是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成員之一。余醫生跟浸大的淵源，始於中學年代──他的補習老師就讀浸會學院，中學的校監湊巧亦是本校首任校長林子豐博士，而余醫生未加入浸會醫院前已獲香港浸信會聯會推選成為浸會醫院董事局成員，每年都會出席由浸會醫院董事局與浸大團隊所組成的「中醫藥研究基金委員會」會議，探討雙方合作的研究方向，並因此認識了歷任浸大校長。

浸會醫院跟香港浸會大學相鄰，早已因地利之便而合作無間。原來在浸大中醫藥學院尚未成立之時，浸會醫院曾跟浸大於建新中心共同開設中醫藥診所，而去年本校持續教育學院更與浸會醫院攜手開辦浸大首個自資的「護理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為有志投身護理行業的年輕人提供專業培訓。余醫生是這項合作背後的策劃人之一：「人口持續高齡化，護士人手不足。隨着社會對醫護服務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們預視註冊護士的發展會比登記護士較佳，很多登記護士畢業之後也都選擇在職進修成為註冊護士。我們隔鄰就是浸大，促使我們想到與浸大合作。這個課程足足籌備了四年多，去年開辦之後，浸會醫院是同學最主要實習的地方，同學畢業時不單具備學位及註冊護士資格，我們醫院更承諾會優先聘用！」

浸會醫院和浸會大學，兩者同樣秉持基督教的理念，前者以「全人醫治，榮神益人」為服務宗旨，後者本着「全人教育」的教學理念。余醫生認為兩者都是「以人為本」，浸會醫院所講的「全人」是「以病人為本」，全面照顧病者身、心、社、靈的需要。「好多人一病就好驚，但其實求生意志對病況有好大影響，如果病人正面看待，可以克服好多狀況，例如有病人會因着見家人一面而有力量撐下去，這些經驗令我體悟到為病人及其家屬提供身心靈的關懷非常重要。」余醫生解釋以往全人醫治的概念是指Whole Person (Wholistic)，但現在則是用Holistic，因「全人醫治」是一個高情操的「神聖任務」。作為一所基督教醫療機構，浸會醫院提供很全面的院牧服務，讓病者的情緒和心靈都能獲得關顧。

面對與日俱增的醫療需求，余醫生指兩年前浸會醫院引進當時全港首台及大中華區唯一一台最新型的高速螺旋放射治療系統，另外又投放超過港幣1.5億元，擴充核子醫學及正電子掃描中心，更引入最尖端的數碼一體化正電子及磁力共振雙融同步掃描系統，令腫瘤診斷更精準。余醫生指浸會醫院為非牟利自負盈虧的機構，要動用龐大資金購置新設備，同時亦要顧及醫療收費不能太高，也要兼顧醫生及護士薪酬調整，「着實面對不少挑戰」。身為基督徒的余醫生笑言時常重讀聖經，從中學習管理及當領袖的道理，以協助管理醫院。

余醫生與浸大還有多一重關係，他曾當了9年大學浸信會執事會主席，去年九月他以執事會副主席及人事委員會主席身份代表大學浸信會慷慨捐資港幣一百萬元予大學，支持校牧處開辦康樂中心服務，希望浸大來自不同國籍的學生能透過中心的交流而對信仰有所追求。「我在浸會醫院、浸會大學和大學浸信會三者都有角色，我相信這也是我的使命，要作聯繫人，讓這三間機構更緊密連繫。」

余醫生本人是在大學期間尋找到信仰，他認為教育不只是教授學生知識，透過大學生活的各種不同體驗，學生可從中學習人際技巧，訓練獨立的思維能力、情緒管理等，這些在知識以外所學到的才最終生受用。他又寄語年輕人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情，凡事不要輕易放棄，所謂「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只要有堅定的意志和信念，不斷努力學習，終會達成目標。

從醫超過30年的余醫生，一直抱着「為神工作」這使命。他是腎科專科醫生，曾於美國芝加哥洛約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醫學院及中文大學醫學院任教，更為大埔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開創腎科治療服務。當年為何選擇腎科，他帶點感歎說：「80年代初公營醫院的洗腎服務有限，腎病患者要符合年齡要求，大約40 - 50歲以下、已婚、有兒女、有工作及符合輪候換腎等條件，方有接受洗腎的機會。若不符合條件，病人無法獲得治療，結果就是死亡。在大學實習期間我遇過一名約40多歲的腎衰竭病人，有次看到他站在瑪麗醫院外行人路上，默默地望向大海，那茫然的背影令我頓覺腎病病人所面對的壓力和無助。」之後他到美國受訓，立志成為腎科醫生。

余醫生曾擔任香港腎科學會主席，在爭取和推動腎科治療服務方面一直不遺餘力。此外，他曾主導由醫管局和社區私營醫療機構的「共析計劃」及「夜間家居血液透析」，讓腎病患者可經醫管局轉介到私營機構接受俗稱「洗腎」的血液透析治療，在病人受訓之後，在家裏睡眠的時間由洗腎機進行血液透析治療。使更多病人得到治療的機會。余醫生指不少腎科醫生都體恤病人的苦況，有服務病人的心，大家一起排除萬難才能讓病人得以到私營洗腎中心接受治療的機會。余醫生深信：「每個病人不應由醫生決定能否接受治療來決定生死。」他指醫生資源如何分配，有時就是生死攸關的決定。每當遇到這些難題，余醫生都會引用聖經金句「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來提醒自己，要在公義和憐憫之間取得平衡。

醫者父母心，憑着「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這精神，余醫生總是時刻為病人多想一步，關顧病人身心靈的需要。面對疫情這個艱難時期，他更加抱有「感恩」的心，意思是現在擁有的東西，不一定是應得的，希望大家珍惜與家人共聚的時光。余醫生的另一大心願，就是希望香港日後有多一家大學開設醫科，培訓更多醫生，應付未來人口老化的需要，余醫生指這個心願看似機會渺茫，但「神有祂既定的時間表Nobody knows. When God wants it happen, it will hap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