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饶公每年暑假都会前往法国，一待就是数个月，每天都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一个特藏室阅览敦煌文献及手抄资料，有时又会去博物馆看实物。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教授为饶公弟子，他说饶公经常工作至凌晨两、三点，深夜时分房间仍会亮着灯（burning midnight oil），整理日间在图书馆阅读到的资料，写成记录方便日后做研究。即使出外公干，饶公坐火车时也会照样在上铺工作至深夜。」饶学研究基金董事会主席李焯芬教授忆述，饶公工作至深夜这习惯，到了八、九十岁依然未改。2002年饶宗颐论文集出版的时候，饶公都坚持亲自校对修订至深夜。

李焯芬教授认为饶公能有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绝非侥幸，而是基于饶公的百般勤奋。李教授指饶公醉心研究敦煌学，因为敦煌为学者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那里的河谷有七百多个洞窟，其中四百多个绘有壁画，称为「敦煌壁画」。壁画制作期跨越千年，始于公元四世纪的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清朝光绪年间（1900年），有人在敦煌其中一个洞窟，发现六万多卷古文献，包括手抄佛经本、木刻印的经本，甚至十几本基督教（古时称为景教）圣经，都是属于唐代或以前的历史文献。

这六万多卷文献于晩清时期被发现，可是当时政局混乱，在偏远山谷的这个重大发现根本没有人理会。大约是1906年，英国人Aurel Stein 买走了很多，接着又来了懂中文的法国人Paul Pelliot，他挑选了最好的六千几卷带到巴黎，之后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人纷纷前来夺走这些文献，最后只剩下一万多卷比较残破的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也可找到一万多卷，其中包括一些珍贵的绢画。为了研究这些第一手资料，饶公亲身前往英国和法国，经过多年研究，他写了不少有关敦煌学的论文，饶宗頣文集里面便有两卷是关于敦煌研究的。凭借其敦煌学的成就，饶公获奖无数，享誉国际，包括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首位华人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国家文物局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等。

李教授说这些敦煌文献其实颇为有趣，可让我们一窥古代的生活及社会面貌。这些文献中包括屋契、地契，更有一些如妇女会的章程及老师的教材，更有六份不同版本的「放妻书」，即等同我们现今的离婚书。它们都是用古体文字记载，内容大概叙述夫妻二人相识经过，因两情相悦而结合，现在因种种原因不能相处而分手，特立此「放妻书」。「放妻书写得很文明，末段还有男方嘱咐女方千万要珍惜自己，无忘化妆，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还会祝福女方将来找到比自己更好的丈夫，很有意思。」饶公深明这些文献的重要性，因此除了自己钻研，亦支持年轻一代进行敦煌学的研究。

除了勤奋，李焯芬教授表示饶公也非常专注。「饶公很专心做研究，没有甚么事情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亦无意欲担当院长或者校长等职位，只在乎做学问，专注程度近乎废寝忘餐。有次我们与饶公出外用膳，他突然向我们讨来纸笔，原来他正想着他的研究，灵感忽至要赶快纪录下来。」由此可见，饶公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他的研究，正是饶公常提及的「心无罣碍」。

李教授说，饶公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重视创新」。饶公不会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必定会寻找文献来支持他的见解。李教授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关于佛教禅宗的六祖惠能。根据《六祖坛经》，惠能因家贫无缘读书，要别人帮忙才能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

饶教授在八十年代末经常到不同地方考察和搜集资料。1988年，饶公到了广东新州（现新兴县）六祖惠能的出生地，搜寻六祖遗下的史绩和文献。他发现六祖的家境不俗，曾经捐了一大幅地给政府，后来建成佛教胜地国恩寺。「若惠能的家族有能力捐地，他便毋须依赖斩柴为生。饶公根据搜集得来的资料，整理过后写了两篇文章，内容推论六祖出身书香门弟，没可能不识字。」推翻一直以来惠能目不识丁的说法，这就是饶公的创新和突破。

另一例子，是有关《史记》记载「迁三苗于三危」的说法。中国汉族的祖先在上古时代称为华夏族，在陕西、关中一带兴起，然后慢慢扩充，逐步征服周边其他民族。上古时代，华夏族经常与周边的部落作战，如当时黄帝打败蚩尤、尧舜禹征服三苗。《尚书》解释「三危」是指敦煌对面的三危山。不过，经常到访敦煌的李教授说敦煌地处戈璧滩，长年大风沙已经将原先的沙漠变成荒漠石滩，尧舜禹三位部族领袖怎可能迁移三苗的一百几十万人口到沙漠去？而且，今时今日敦煌附近都找不到苗人后代的踪影。反观现时中国的西南部，即湖南、贵州及云南地区却有苗人居住。

李教授记得有一次跟饶公谈起此想法，饶公表示会将这问题研究一下。数个月后，饶公告诉李教授他已就此疑问写了一篇论文。饶公经过一番功夫，推论出「三危」并非指大西北敦煌的三危山，而是古代的一个方国（汉族／华夏族位处中央，周边的少数民族如夷狄、苗蛮在外围各据一方，所以名为方国）名叫「危方」，在华夏族的西面。古代的文献有所谓三秦大地、三湘大地，而「三危」指的是「危方」，「迁三苗于三危」是指「危方」这个方国的方向，即西南方。此说法与现今苗族人的足迹较为吻合。李教授认为正是因为饶公学问渊博，对历史、古文字、地理都有认识，才能从甲骨文中找到「危方」这个「方国」的描述，以致他可做到「能人所不能」，把古代的资料拼凑整理，抽丝剥茧得出创新的结论。

世界各地现时都受疫症困扰，李教授鼓励我们将之视为人生的磨炼、学习的机会。李教授本人职务繁多，但他曾著书分享如何「人忙心不忙」。他说：「我们每日要做很多事情，做每件事时，都要专心致志，亦即是饶教授的专注。」他举例说，比如驾车上班，在路上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撞，双方各执一词，大家都不肯承认责任。事后回到公司，仍念念不忘，结果工作便不能专心做好。他说：「人忙心不忙」，其实就是每做一件事都专心做好。「任何问题，要面对它，处理它，然后放下，有如按了计算器的Clear按钮。专注于眼前的事不想其他──『心无罣碍』」，这也就是「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