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饒公每年暑假都會前往法國，一待就是數個月，每天都到法國國家圖書館一個特藏室閲覽敦煌文獻及手抄資料，有時又會去博物館看實物。法國漢學家汪德邁教授為饒公弟子，他說饒公經常工作至凌晨兩、三點，深夜時分房間仍會亮着燈（burning midnight oil），整理日間在圖書館閱讀到的資料，寫成記錄方便日後做研究。即使出外公幹，饒公坐火車時也會照樣在上舖工作至深夜。」饒學研究基金董事會主席李焯芬教授憶述，饒公工作至深夜這習慣，到了八、九十歲依然未改。2002年饒宗頤論文集出版的時候，饒公都堅持親自校對修訂至深夜。

李焯芬教授認為饒公能有如此豐碩的研究成果，絕非僥倖，而是基於饒公的百般勤奮。李教授指饒公醉心研究敦煌學，因為敦煌為學者提供了大量珍貴文獻。敦煌位於中國甘肅省，是絲綢之路的交通要塞，那裏的河谷有七百多個洞窟，其中四百多個繪有壁畫，稱為「敦煌壁畫」。壁畫製作期跨越千年，始於公元四世紀的魏、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清朝光緒年間（1900年），有人在敦煌其中一個洞窟，發現六萬多卷古文獻，包括手抄佛經本、木刻印的經本，甚至十幾本基督教（古時稱為景教）聖經，都是屬於唐代或以前的歷史文獻。

這六萬多卷文獻於晩清時期被發現，可是當時政局混亂，在偏遠山谷的這個重大發現根本沒有人理會。大約是1906年，英國人Aurel Stein 買走了很多，接着又來了懂中文的法國人Paul Pelliot，他挑選了最好的六千幾卷帶到巴黎，之後德國、美國、日本、俄羅斯人紛紛前來奪走這些文獻，最後只剩下一萬多卷比較殘破的收藏在北京圖書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也可找到一萬多卷，其中包括一些珍貴的絹畫。為了研究這些第一手資料，饒公親身前往英國和法國，經過多年研究，他寫了不少有關敦煌學的論文，饒宗頣文集裏面便有兩卷是關於敦煌研究的。憑藉其敦煌學的成就，饒公獲獎無數，享譽國際，包括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儒蓮獎、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首位華人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國家文物局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等。

李教授說這些敦煌文獻其實頗為有趣，可讓我們一窺古代的生活及社會面貌。這些文獻中包括屋契、地契，更有一些如婦女會的章程及老師的教材，更有六份不同版本的「放妻書」，即等同我們現今的離婚書。它們都是用古體文字記載，內容大概敘述夫妻二人相識經過，因兩情相悅而結合，現在因種種原因不能相處而分手，特立此「放妻書」。「放妻書寫得很文明，末段還有男方囑咐女方千萬要珍惜自己，無忘化妝，要打扮得漂漂亮亮，還會祝福女方將來找到比自己更好的丈夫，很有意思。」饒公深明這些文獻的重要性，因此除了自己鑽研，亦支持年輕一代進行敦煌學的研究。

除了勤奮，李焯芬教授表示饒公也非常專注。「饒公很專心做研究，沒有甚麼事情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亦無意欲擔當院長或者校長等職位，只在乎做學問，專注程度近乎廢寢忘餐。有次我們與饒公出外用膳，他突然向我們討來紙筆，原來他正想着他的研究，靈感忽至要趕快紀錄下來。」由此可見，饒公無時無刻都在想着他的研究，正是饒公常提及的「心無罣礙」。

李教授說，饒公還有第三個特點，就是「重視創新」。饒公不會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必定會尋找文獻來支持他的見解。李教授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關於佛教禪宗的六祖惠能。根據《六祖壇經》，惠能因家貧無緣讀書，要別人幫忙才能把他說的話記錄下來。

饒教授在八十年代末經常到不同地方考察和蒐集資料。1988年，饒公到了廣東新州（現新興縣）六祖惠能的出生地，搜尋六祖遺下的史績和文獻。他發現六祖的家境不俗，曾經捐了一大幅地給政府，後來建成佛教勝地國恩寺。「若惠能的家族有能力捐地，他便毋須依賴斬柴為生。饒公根據蒐集得來的資料，整理過後寫了兩篇文章，內容推論六祖出身書香門弟，没可能不識字。」推翻一直以來惠能目不識丁的說法，這就是饒公的創新和突破。

另一例子，是有關《史記》記載「遷三苗於三危」的說法。中國漢族的祖先在上古時代稱為華夏族，在陝西、關中一帶興起，然後慢慢擴充，逐步征服周邊其他民族。上古時代，華夏族經常與周邊的部落作戰，如當時黃帝打敗蚩尤、堯舜禹征服三苗。《尚書》解釋「三危」是指敦煌對面的三危山。不過，經常到訪敦煌的李教授說敦煌地處戈璧灘，長年大風沙已經將原先的沙漠變成荒漠石灘，堯舜禹三位部族領袖怎可能遷移三苗的一百幾十萬人口到沙漠去？而且，今時今日敦煌附近都找不到苗人後代的踪影。反觀現時中國的西南部，即湖南、貴州及雲南地區卻有苗人居住。

李教授記得有一次跟饒公談起此想法，饒公表示會將這問題研究一下。數個月後，饒公告訴李教授他已就此疑問寫了一篇論文。饒公經過一番功夫，推論出「三危」並非指大西北敦煌的三危山，而是古代的一個方國（漢族／華夏族位處中央，周邊的少數民族如夷狄、苗蠻在外圍各據一方，所以名為方國）名叫「危方」，在華夏族的西面。古代的文獻有所謂三秦大地、三湘大地，而「三危」指的是「危方」，「遷三苗於三危」是指「危方」這個方國的方向，即西南方。此說法與現今苗族人的足跡較為吻合。李教授認為正是因為饒公學問淵博，對歷史、古文字、地理都有認識，才能從甲骨文中找到「危方」這個「方國」的描述，以致他可做到「能人所不能」，把古代的資料拼湊整理，抽絲剝繭得出創新的結論。

世界各地現時都受疫症困擾，李教授鼓勵我們將之視為人生的磨鍊、學習的機會。李教授本人職務繁多，但他曾著書分享如何「人忙心不忙」。他說：「我們每日要做很多事情，做每件事時，都要專心致志，亦即是饒教授的專注。」他舉例說，比如駕車上班，在路上與另一輛車發生碰撞，雙方各執一詞，大家都不肯承認責任。事後回到公司，仍念念不忘，結果工作便不能專心做好。他說：「人忙心不忙」，其實就是每做一件事都專心做好。「任何問題，要面對它，處理它，然後放下，有如按了計算機的Clear按鈕。專注於眼前的事不想其他──『心無罣礙』」，這也就是「活在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