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会大学在今年六月获政府挑选承办香港首间中医医院，标志着香港的中医药发展迈向新的里程。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浸大上下均为之雀跃，同时亦促使一位在香港教育界耕耘数十载的学者作出一个捐献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原代表、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特邀教授刘佩琼教授月前慷慨捐资港币五十万元成立永久基金，设立「刘祚田陈凤仪中医药奖学金」，每年奖励两名浸大中医药学院的全日制本科生，鼓励他们在学业上追求卓越。

这项惠及中医药学生的奖学金以刘佩琼教授的双亲命名，她亲自撰文谈及个中缘起：「父亲刘祚田为在港执业中医师，也从事中医教学工作；母亲陈凤仪为典型传统客家的家庭主妇，照顾我们三姊弟无微不至，惜父母分别遽然离去，深感遗憾，盼藉此奖学金，以念亲恩。」刘教授指父亲去世后，她曾将大量父亲藏书赠予浸大图书馆；眼见浸大取得承办中医院的合约也很替我们高兴。她祝愿浸大中医药学院将来有更佳的发展前景，把中医药现代化，融入内地发展的大局，为中国医学教育研究及服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教授来自书香世家，一门三杰都从事教学工作，相信与父亲的栽培不无关系。「父亲爱读书，自幼给我们讲历史故事，逛书店、念唐诗三百首，让我们涉猎文学，因而养成我们都爱读书的习惯。我很庆幸自幼已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一家人相叙谈时事，讨论严肃的话题。」刘教授形容母亲视子女为人生的重心：「母亲种田、砍柴、织布、绣花、烹饪样样皆精；为人又好客，做了时节糕点，总爱与邻居好友分享。而母亲的最大特点是容忍，她默默接受我们的缺点，因而成为家庭凝聚在一起的基石。」

趁今次访问的机会，刘教授弟弟刘大成博士与弟妇周梦思女士亦特别撰文记下父母亲的点滴。刘大成博士记述：「清末民初以来，有些人会认为中医不科学，因此在社会上的发展受到压抑，如今香港对中医多了正面的评价，相信这是父亲十分期盼的事情。」而周梦思女士就指：「父亲是一位开明、慈祥的长者，饭桌上总爱留心听各人说话，面带笑容。一些曾找过父亲看病的朋友，盛赞父亲医术精湛，药到病除。」

成长于人情浓厚的家庭，刘教授也待人和善，对浸大自是念旧。七十年代，刘教授从美国深造回港，首份工作就在浸会执教鞭。她指是受恩师余也鲁教授提携，受聘于经济系兼为传理系教授经济。虽然在浸会工作只有四年，但她在这里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例如教导传理系的学生时，我首先会简介香港的经济概况，又协助学生作专题研究。每一组学生选择一所大型商业机构如会德丰、置地或汇丰银行作深入分析，此举在当年本地学术界是破天荒的做法。」刘教授指部分机构的老板更亲自与这些做专题的学生会面：「学生为了这次专题研究，要了解香港的经济，研究各机构的发展，才懂得如何提出恰当的问题，对传理系学生来说，甚能学以致用。」如今不少传媒机构的中坚份子都曾是刘教授的学生，商业电台主席特别顾问陈淑薇院士就是当中一人，她曾特别赞扬刘教授教导分析上市公司年报的技巧，令她终身受用。

刘教授对浸大的另一难忘之处就是校长谢志伟博士，她一方面感恩谢校长昔日的照顾，亦敬重他对教育的付出。「当年浸会要争取正名是遥不可及的事，但凭着谢博士以其热忱和执着，锲而不舍为正名而努力。这份坚持是我永远忘不了，亦是我最佩服浸会的地方。」刘教授亦指浸会的人情味亦是一大特色，她离任浸会后，继续获邀参加研讨会、学术课程评审、校友会活动等。「我曾出席浸大的校庆活动，历任校长、退休的教授和职员济济一堂，大家都很珍惜这份情谊，确实难得。」

刘教授离开浸会后，转到香港理工大学任教，时逾三十年，为理大开创全港首个中国商贸及管理硕士学位／深造文凭课程，又在该校成立中国商业中心，曾为内地的干部及国内企业管理人员教授各类经济相关的培训课程，亦撰写多部解读当代中国经济的书籍，为认识中国的必读佳作之一。对于教学，刘教授可谓充满干劲：「我最不喜欢照书念的作风，而是喜爱与学生互动，也爱找最新的素材和数据讲授。」每次教学，她都悉心准备简报，阐述经济理论之余，亦会举出事例，深入浅出，同时亦加入个人观察和评价，有其独特的教学风格。因此不论是浸大、理大，又或是培训课程的学生都爱上她的课，上课就如听故事一样。「经济理论不一定枯橾乏味，如果能举出可应用的现实例子，学生容易理解和消化，因此，曾上过我课堂的学生，好难与我不熟稔。」

刘教授于2010年卸下理大的教学职务，但她闲时仍然继续讲学，例如月前她获香港中华总商会邀请，为年青会员开办的中国研习班教授当中的两课，每节课长三小时，她依然中气十足，甚具魄力。回望在教育界的生涯，刘教授感恩结识不少朋友。「我在整个教育圈子里浸淫数十年，或许政见不尽相同，但庆幸遇上不少贵人，包括我的上司和同事，不少前辈亦给予提携和指导，感谢一众朋友多年来的鼓励和爱护。」

在学界，刘教授是知名的「中国经济通」；而在政界，她曾担任四届人大代表，年复一年到北京出席人大及政协两会会议达二十年之久，曾获媒体评为最勤力的港区人大代表之一，皆因她提交过不少建言，务实地在国家发展的历程中，提出其专业的意见。而且，她亦重视内地的人才培训，除了本地的教学工作，在九十年代，她经常每天往返深圳讲课，早出晚归，周而复始。她亦担当不少义务工作或公职，例如为所住屋苑出任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协助屋苑推行大型维修工程。她曾获特区政府颁授铜紫荆星章，肯定其对社会的贡献，但她谦称自己只是一步一步走下来，谈不上成功：「任何场合，不论是媒体访问或会议，我都只是认真看待，悉心准备，全心全意做好自己的本份。」

刘教授的爱国心，植根于年少时，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都很着迷，而大学年代，她曾受教于张丕介教授，一直抱有「经世济民」的心态，要做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她曾扬言：「三十岁前不会储钱，辛苦省下来的钱，不是买书就是全投放于当年的社会服务和运动，要对国家社会有承担。」身为经济学者，刘教授对经济大趋势自有其预测，凭着独到的分析，曾在投资物业或股票上获利，但她笑言「没有想过发大达，心神全放于教育或公职，没有闲暇去投资。」她说到做到，毋忘对国家的使命感。

刘教授在议论美国政经议题时，批评毫不留情，但她直言美国有一些立国的精神也值得欣赏。「我相信未来不管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两者都会共存，两大体系都会不断进步。」今年适值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刘教授在讲学时，亦会讲解共产党的理念，她提出了多个问题值得深思：「一个政党执政一个国家一百年，难道期望这个政党完全不犯错？最重要的是有错能改，以及是犯错后，有无重复再犯？有无反省？若只执着一次错误而肆意批评，这亦非持平的做法。」

退休后的刘教授仍然忙碌，在家中整理书籍、文稿之余，现正忙于为父亲的遗作《从肝性脑病发掘中医学》处理出版事宜，闲时与朋友饮茶聚旧，做做运动，亦为一所智库编纂《香港志》的工作提供意见。这位多年来见证着中国大时代的学者，曾在著作中写下如此感悟：「当我对中国认识愈深，就愈是不敢说自己认识中国。中国是那么大，使成长在香港这个蕞尔小岛的我较能抱着谦虚而宽容的胸怀看待人事。」刘教授的这份宽容和气度，相信亦是我们看待世事，值得抱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