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在今年六月獲政府挑選承辦香港首間中醫醫院，標誌着香港的中醫藥發展邁向新的里程。聽到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浸大上下均為之雀躍，同時亦促使一位在香港教育界耕耘數十載的學者作出一個捐獻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原代表、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特邀教授劉佩瓊教授月前慷慨捐資港幣五十萬元成立永久基金，設立「劉祚田陳鳳儀中醫藥獎學金」，每年獎勵兩名浸大中醫藥學院的全日制本科生，鼓勵他們在學業上追求卓越。

這項惠及中醫藥學生的獎學金以劉佩瓊教授的雙親命名，她親自撰文談及箇中緣起：「父親劉祚田為在港執業中醫師，也從事中醫教學工作；母親陳鳳儀為典型傳統客家的家庭主婦，照顧我們三姊弟無微不至，惜父母分別遽然離去，深感遺憾，盼藉此獎學金，以念親恩。」劉教授指父親去世後，她曾將大量父親藏書贈予浸大圖書館；眼見浸大取得承辦中醫院的合約也很替我們高興。她祝願浸大中醫藥學院將來有更佳的發展前景，把中醫藥現代化，融入內地發展的大局，為中國醫學教育研究及服務作出更大的貢獻。

劉教授來自書香世家，一門三傑都從事教學工作，相信與父親的栽培不無關係。「父親愛讀書，自幼給我們講歷史故事，逛書店、唸唐詩三百首，讓我們涉獵文學，因而養成我們都愛讀書的習慣。我很慶幸自幼已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一家人相叙談時事，討論嚴肅的話題。」劉教授形容母親視子女為人生的重心：「母親種田、砍柴、織布、繡花、烹飪樣樣皆精；為人又好客，做了時節糕點，總愛與鄰居好友分享。而母親的最大特點是容忍，她默默接受我們的缺點，因而成為家庭凝聚在一起的基石。」

趁今次訪問的機會，劉教授弟弟劉大成博士與弟婦周夢思女士亦特別撰文記下父母親的點滴。劉大成博士記述：「清末民初以來，有些人會認為中醫不科學，因此在社會上的發展受到壓抑，如今香港對中醫多了正面的評價，相信這是父親十分期盼的事情。」而周夢思女士就指：「父親是一位開明、慈祥的長者，飯桌上總愛留心聽各人說話，面帶笑容。一些曾找過父親看病的朋友，盛讚父親醫術精湛，藥到病除。」

成長於人情濃厚的家庭，劉教授也待人和善，對浸大自是念舊。七十年代，劉教授從美國深造回港，首份工作就在浸會執教鞭。她指是受恩師余也魯教授提攜，受聘於經濟系兼為傳理系教授經濟。雖然在浸會工作只有四年，但她在這裡留下不少美好的回憶。「例如教導傳理系的學生時，我首先會簡介香港的經濟概況，又協助學生作專題研究。每一組學生選擇一所大型商業機構如會德豐、置地或滙豐銀行作深入分析，此舉在當年本地學術界是破天荒的做法。」劉教授指部分機構的老闆更親自與這些做專題的學生會面：「學生為了這次專題研究，要了解香港的經濟，研究各機構的發展，才懂得如何提出恰當的問題，對傳理系學生來說，甚能學以致用。」如今不少傳媒機構的中堅份子都曾是劉教授的學生，商業電台主席特別顧問陳淑薇院士就是當中一人，她曾特別讚揚劉教授教導分析上市公司年報的技巧，令她終身受用。

劉教授對浸大的另一難忘之處就是校長謝志偉博士，她一方面感恩謝校長昔日的照顧，亦敬重他對教育的付出。「當年浸會要爭取正名是遙不可及的事，但憑着謝博士以其熱忱和執着，鍥而不捨為正名而努力。這份堅持是我永遠忘不了，亦是我最佩服浸會的地方。」劉教授亦指浸會的人情味亦是一大特色，她離任浸會後，繼續獲邀參加研討會、學術課程評審、校友會活動等。「我曾出席浸大的校慶活動，歷任校長、退休的教授和職員濟濟一堂，大家都很珍惜這份情誼，確實難得。」

劉教授離開浸會後，轉到香港理工大學任教，時逾三十年，為理大開創全港首個中國商貿及管理碩士學位／深造文憑課程，又在該校成立中國商業中心，曾為內地的幹部及國內企業管理人員教授各類經濟相關的培訓課程，亦撰寫多部解讀當代中國經濟的書籍，為認識中國的必讀佳作之一。對於教學，劉教授可謂充滿幹勁：「我最不喜歡照書念的作風，而是喜愛與學生互動，也愛找最新的素材和數據講授。」每次教學，她都悉心準備簡報，闡述經濟理論之餘，亦會舉出事例，深入淺出，同時亦加入個人觀察和評價，有其獨特的教學風格。因此不論是浸大、理大，又或是培訓課程的學生都愛上她的課，上課就如聽故事一樣。「經濟理論不一定枯橾乏味，如果能舉出可應用的現實例子，學生容易理解和消化，因此，曾上過我課堂的學生，好難與我不熟稔。」

劉教授於2010年卸下理大的教學職務，但她閒時仍然繼續講學，例如月前她獲香港中華總商會邀請，為年青會員開辦的中國研習班教授當中的兩課，每節課長三小時，她依然中氣十足，甚具魄力。回望在教育界的生涯，劉教授感恩結識不少朋友。「我在整個教育圈子裡浸淫數十年，或許政見不盡相同，但慶幸遇上不少貴人，包括我的上司和同事，不少前輩亦給予提攜和指導，感謝一眾朋友多年來的鼓勵和愛護。」

在學界，劉教授是知名的「中國經濟通」；而在政界，她曾擔任四屆人大代表，年復一年到北京出席人大及政協兩會會議達二十年之久，曾獲媒體評為最勤力的港區人大代表之一，皆因她提交過不少建言，務實地在國家發展的歷程中，提出其專業的意見。而且，她亦重視內地的人才培訓，除了本地的教學工作，在九十年代，她經常每天往返深圳講課，早出晚歸，周而復始。她亦擔當不少義務工作或公職，例如為所住屋苑出任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協助屋苑推行大型維修工程。她曾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肯定其對社會的貢獻，但她謙稱自己只是一步一步走下來，談不上成功：「任何場合，不論是媒體訪問或會議，我都只是認真看待，悉心準備，全心全意做好自己的本份。」

劉教授的愛國心，植根於年少時，對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都很着迷，而大學年代，她曾受教於張丕介教授，一直抱有「經世濟民」的心態，要做有益於國家和社會的事。她曾揚言：「三十歲前不會儲錢，辛苦省下來的錢，不是買書就是全投放於當年的社會服務和運動，要對國家社會有承擔。」身為經濟學者，劉教授對經濟大趨勢自有其預測，憑着獨到的分析，曾在投資物業或股票上獲利，但她笑言「沒有想過發大達，心神全放於教育或公職，沒有閒暇去投資。」她說到做到，毋忘對國家的使命感。

劉教授在議論美國政經議題時，批評毫不留情，但她直言美國有一些立國的精神也值得欣賞。「我相信未來不管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兩者都會共存，兩大體系都會不斷進步。」今年適值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劉教授在講學時，亦會講解共產黨的理念，她提出了多個問題值得深思：「一個政黨執政一個國家一百年，難道期望這個政黨完全不犯錯？最重要的是有錯能改，以及是犯錯後，有無重覆再犯？有無反省？若只執着一次錯誤而肆意批評，這亦非持平的做法。」

退休後的劉教授仍然忙碌，在家中整理書籍、文稿之餘，現正忙於為父親的遺作《從肝性腦病發掘中醫學》處理出版事宜，閒時與朋友飲茶聚舊，做做運動，亦為一所智庫編纂《香港志》的工作提供意見。這位多年來見證着中國大時代的學者，曾在著作中寫下如此感悟：「當我對中國認識愈深，就愈是不敢說自己認識中國。中國是那麼大，使成長在香港這個蕞爾小島的我較能抱着謙虛而寬容的胸懷看待人事。」劉教授的這份寬容和氣度，相信亦是我們看待世事，值得抱持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