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今年初公布香港艺术发展局新一届成员，当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浸大电影学院荣休教授文洁华。文教授去年中荣休，随即到了美国三藩市大学出任冠名教授，并于本年初回港，依然活跃于香港的文化及艺术界，除了艺术发展局的职务，还有大馆、M+及艺术中心等的公职，访问当天完结后，她接着就要出席电影首映。展开人生精彩的下一个篇章，文教授活力如一，视生命的新阶段是探索（Adventure） ，她笑言「教学多年来累积不少人脉，希望有所发挥，有机会的话，乐于为下一代贡献。」

设立奖学金：比任何投资有意义
浸大对文教授来说，无疑就像第二个家。她不单尽心尽力服务浸大31年，曾任教宗教及哲学系、人文及创作系，出任宋庆龄堂舍监、研究院行政副院长、电影学院总监，策划并推动多项与影视创作的课程，还创办「全球大学电影奖」等。即使荣休后，她仍心念浸大的学生，于去年慷慨捐资港币16万元成立永久基金，用以设立「文洁华教授奖学金」，每年向一名修读浸大「环球屏幕演技艺术」学士（荣誉）学位课程的全日制学生颁发港币6,000元资助。「捐钱一事，我并不觉得有甚么需要犹豫，我更是从公积金中预留这笔钱出来。一方面，捐出来的钱有部门管理，另一方面，钱有时像有翼一样，好容易有其他诱惑而好快花掉了。我们的生命有一日都会完结，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未来，捐出来的钱可以一直滚存下去，成为延续，好有意思！」

她解释指，这个奖学金特别为修读环球屏幕演技艺术的学生而设，皆因她发现有很多学生，并不一定得到父母的支持，但他们却忠于自己的兴趣而入读。「我看好这个课程，相信学生学懂表达的话，并不愁出路，只是希望以这个奖学金作为嘉许。另一方面，不只一位同学曾跟我说『无钱交学费』，甚至有同学退学的原因亦是钱。这个奖学金金额不算多，但正如我当年读研究院时，曾获一个3,000元的奖学金，觉得获奖是一种鼓励，这个奖项永远出现在履历上，是一种认可，是一件好值得做的事。」她更鼓励同事和身边人同样捐资成立奖学金，「我觉得这件事比任何一项投资来得有意义！」

教育：关于关系的工作
在浸大任教多年，文教授出任过多个岗位，而这些岗位都不及她自2010年至2018年兼任宋庆龄堂舍监所带来的感受深刻。文教授身为舍监，需要长居于宿舍，与宿生一起生活、同行，关顾他们的成长，特别是作为四座宿舍中当年唯一一位女舍监。历时七年半，她与宿生建立了不一样的关系，更与一群驻舍的学长成为了好朋友，见证他们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毕业、结婚、做父母等，有些驻舍学长们更视文教授如母亲，即使毕业多年，至今仍与文教授定期聚会，俨如她的延伸家庭。

「教学是上帝赐给我一份十分理想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份建立关系的工作，而且此等关系可能延续一生。」她回想自己离开浸大校园前的七小时，毫不犹豫丢掉了31年来的会议文件，「接手的同事有自己的管理方针，学校的政策推陈出新，以前的文件并没有太多保留的意义。」作为教授，也许值得留下的是自己的学术著作，但文教授说，即使是学术成果也会被人推翻，新理论比比皆是，学问也是日新月异的，真正能够留下的只有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乐意担当学生一生的老师
「在一生之中您建立了的关系，就算将来离开了世界，仍会留下影响，是有长远价值的。」文教授更忆述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遇上一些令她深为敬重的教授，被他们的风范深深影响。文教授笑言对着曾教过的学生，哪怕只是一堂或一个学期的接触，「原来我也是他们一生的老师」，因此同学在升学或就业上找文教授帮忙，她都义不容辞，因为她回忆起自己的老师当年也是默默为学生付出，她更指从学生身上有所学习，所带来的回报，「凌驾于学术上的得着」。

浸大素来以关爱见称，文教授亦认同师生关系密切是浸大的优势，大部份教职员都乐于付出。她指一间大学如何发展，自身的强项也要致力保存，不仅是研究成果，更应重视我们给予学生的裨益。「我在浸会工作首十年，真切感受到谢志伟校长的风范。同事关系好、校园气氛好、上下同心、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每每工作就是十多年，原因就是基础打得好，同事之间无芥蒂。」

推动校园国际化
文教授近年的得意创举，不得不提她一手筹划的「全球大学电影奖」，奖项于2018年首办，获得99个国家及地区的作品参赛，成为学界的盛事，获誉为「学界的金像奖」（University Oscars）。文教授指当年差不多半份工的时间都为了筹备此奖，「广邀不同地方的教授和学生参加，『刷了很多人情卡』！」而第二届的活动在2020年举办时亦受疫情影响，不少嘉宾或得奖者难以亲身莅临本港参加典礼，但也有104个国家及地区的作品参赛。她亦庆幸先后得到校友萧潮顺先生及叶洁馨女士等的协助，「仿似如有神助，个个二话不说出来帮忙，得到众多电影界翘楚的支持，包括施南生院士、黄秋生先生、张艾嘉女士、许鞍华女士及杜琪峯博士等知名人士担任颁奖嘉宾，而外国的大学亦随即拍摄得奖感受等短片配合。」奖项办得有声有色，星光熠熠，成为电影学院国际化的标志性项目。

说故事：创作的基本
谈起电影界的前景，曾有记者问文教授：『电影还有得做？』，文教授对此并不悲观，「不会无得做，就像火烧完之后，周边会慢慢生出绿草，往往奇葩就会出现。」她指创作有无限可能，有条件下的自由与创作并非互相排斥，她很欣赏近年本地电影有众多写实的题材，正是新一代愿花心力钻研创作，得到观众的支持。

浸大近年锐意发展艺术科技，文教授希望学生引入科技之余，还要说好故事（Story-telling）。「故事同科技是否互相排斥，此消彼长呢？我觉得故事好重要，有没有内容想表达？有冇感情投放？然后透过科技助您呈现，优化您想说的故事，更能感动人心。」她举大馆一个展览作例子，导演把多部摄录机放进一棵千年大树内，拍摄树内的寄生物种和微生物，并以光和影呈现树内生命的流动和力量，正是科技的配合，让我们得以为树和大自然的奇妙说故事。

退休：对自己未来的探知
作为电影爱好者，文教授推介了一部1998年摄制的巴西电影──《中央车站》，故事讲述一个原本性情冷漠的中年妇人，与在车祸中丧失母亲的男童一同寻亲。「这套戏我好难忘，它不是什么大卡士、大制作，但剧本细腻感人。公路仿似人生历程，在人生里面终会遇上一些令人鄙视、人格低劣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时常给人痛苦，但人往往在经历转变，感受到爱或尊重之后，往往有潜力向善。」

文教授近来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关心香港的退休一族。随着人口老化，这一年龄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就如她在其著作《缘身记》中写道：「如果心是没有年纪的，长者便跟儿童无异，对未来只会向往，不想妥协。」她笑言：「如果这批长青的人活多20年，精力旺盛但无处所用，有机会变成扰民。」文教授笑言自己仍在摸索其身份，要重新学习做人。

最近就有媒体邀请文教授一起做节目，计划访问一些退休人士谈生死哲学。「我觉得趁我还有体力的时候，继续做我熟悉的事，探索我不认识的事。我还会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任何人无论甚么年纪和人生阶段，都要学懂尊重，给别人适当的空间，然后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