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今年初公佈香港藝術發展局新一屆成員，當中有一個熟悉的名字，就是浸大電影學院榮休教授文潔華。文教授去年中榮休，隨即到了美國三藩市大學出任冠名教授，並於本年初回港，依然活躍於香港的文化及藝術界，除了藝術發展局的職務，還有大館、M+及藝術中心等的公職，訪問當天完結後，她接著就要出席電影首映。展開人生精彩的下一個篇章，文教授活力如一，視生命的新階段是探索（Adventure） ，她笑言「教學多年來累積不少人脈，希望有所發揮，有機會的話，樂於為下一代貢獻。」

設立獎學金：比任何投資有意義
浸大對文教授來說，無疑就像第二個家。她不單盡心盡力服務浸大31年，曾任教宗教及哲學系、人文及創作系，出任宋慶齡堂舍監、研究院行政副院長、電影學院總監，策劃並推動多項與影視創作的課程，還創辦「全球大學電影獎」等。即使榮休後，她仍心念浸大的學生，於去年慷慨捐資港幣16萬元成立永久基金，用以設立「文潔華教授獎學金」，每年向一名修讀浸大「環球螢幕演技藝術」學士（榮譽）學位課程的全日制學生頒發港幣6,000元資助。「捐錢一事，我並不覺得有甚麼需要猶豫，我更是從公積金中預留這筆錢出來。一方面，捐出來的錢有部門管理，另一方面，錢有時像有翼一樣，好容易有其他誘惑而好快花掉了。我們的生命有一日都會完結，年輕人就是我們的未來，捐出來的錢可以一直滾存下去，成為延續，好有意思！」

她解釋指，這個獎學金特別為修讀環球螢幕演技藝術的學生而設，皆因她發現有很多學生，並不一定得到父母的支持，但他們卻忠於自己的興趣而入讀。「我看好這個課程，相信學生學懂表達的話，並不愁出路，只是希望以這個獎學金作為嘉許。另一方面，不只一位同學曾跟我說『無錢交學費』，甚至有同學退學的原因亦是錢。這個獎學金金額不算多，但正如我當年讀研究院時，曾獲一個3,000元的獎學金，覺得獲獎是一種鼓勵，這個獎項永遠出現在履歷上，是一種認可，是一件好值得做的事。」她更鼓勵同事和身邊人同樣捐資成立獎學金，「我覺得這件事比任何一項投資來得有意義！」

教育：關於關係的工作
在浸大任教多年，文教授出任過多個崗位，而這些崗位都不及她自2010年至2018年兼任宋慶齡堂舍監所帶來的感受深刻。文教授身為舍監，需要長居於宿舍，與宿生一起生活、同行，關顧他們的成長，特別是作為四座宿舍中當年唯一一位女舍監。歷時七年半，她與宿生建立了不一樣的關係，更與一群駐舍的學長成為了好朋友，見證他們經歷人生不同的階段，畢業、結婚、做父母等，有些駐舍學長們更視文教授如母親，即使畢業多年，至今仍與文教授定期聚會，儼如她的延伸家庭。

「教學是上帝賜給我一份十分理想的工作，因為這是一份建立關係的工作，而且此等關係可能延續一生。」她回想自己離開浸大校園前的七小時，毫不猶豫丟掉了31年來的會議文件，「接手的同事有自己的管理方針，學校的政策推陳出新，以前的文件並沒有太多保留的意義。」作為教授，也許值得留下的是自己的學術著作，但文教授說，即使是學術成果也會被人推翻，新理論比比皆是，學問也是日新月異的，真正能夠留下的只有人與人之間所建立的關係。

樂意擔當學生一生的老師
「在一生之中您建立了的關係，就算將來離開了世界，仍會留下影響，是有長遠價值的。」文教授更憶述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遇上一些令她深為敬重的教授，被他們的風範深深影響。文教授笑言對著曾教過的學生，哪怕只是一堂或一個學期的接觸，「原來我也是他們一生的老師」，因此同學在升學或就業上找文教授幫忙，她都義不容辭，因為她回憶起自己的老師當年也是默默為學生付出，她更指從學生身上有所學習，所帶來的回報，「淩駕於學術上的得著」。

浸大素來以關愛見稱，文教授亦認同師生關係密切是浸大的優勢，大部份教職員都樂於付出。她指一間大學如何發展，自身的強項也要致力保存，不僅是研究成果，更應重視我們給予學生的裨益。「我在浸會工作首十年，真切感受到謝志偉校長的風範。同事關係好、校園氣氛好、上下同心、以學生為中心。教職員每每工作就是十多年，原因就是基礎打得好，同事之間無芥蒂。」

推動校園國際化
文教授近年的得意創舉，不得不提她一手籌畫的「全球大學電影獎」，獎項於2018年首辦，獲得99個國家及地區的作品參賽，成為學界的盛事，獲譽為「學界的金像獎」（University Oscars）。文教授指當年差不多半份工的時間都為了籌備此獎，「廣邀不同地方的教授和學生參加，『碌了很多人情卡』！」而第二屆的活動在2020年舉辦時亦受疫情影響，不少嘉賓或得獎者難以親身蒞臨本港參加典禮，但也有104個國家及地區的作品參賽。她亦慶倖先後得到校友蕭潮順先生及葉潔馨女士等的協助，「仿似如有神助，個個二話不說出來幫忙，得到眾多電影界翹楚的支持，包括施南生院士、黃秋生先生、張艾嘉女士、許鞍華女士及杜琪峯博士等知名人士擔任頒獎嘉賓，而外國的大學亦隨即拍攝得獎感受等短片配合。」獎項辦得有聲有色，星光熠熠，成為電影學院國際化的標誌性專案。

說故事：創作的基本
談起電影界的前景，曾有記者問文教授：『電影還有得做？』，文教授對此並不悲觀，「不會無得做，就像火燒完之後，周邊會慢慢生出綠草，往往奇葩就會出現。」她指創作有無限可能，有條件下的自由與創作並非互相排斥，她很欣賞近年本地電影有眾多寫實的題材，正是新一代願花心力鑽研創作，得到觀眾的支持。

浸大近年銳意發展藝術科技，文教授希望學生引入科技之餘，還要說好故事（Story-telling）。「故事同科技是否互相排斥，此消彼長呢？我覺得故事好重要，有沒有內容想表達？有冇感情投放？然後透過科技助您呈現，優化您想說的故事，更能感動人心。」她舉大館一個展覽作例子，導演把多部攝錄機放進一棵千年大樹內，拍攝樹內的寄生物種和微生物，並以光和影呈現樹內生命的流動和力量，正是科技的配合，讓我們得以為樹和大自然的奇妙說故事。

退休：對自己未來的探知
作為電影愛好者，文教授推介了一部1998年攝製的巴西電影──《中央車站》，故事講述一個原本性情冷漠的中年婦人，與在車禍中喪失母親的男童一同尋親。「這套戲我好難忘，它不是什麼大卡士、大製作，但劇本細膩感人。公路仿似人生歷程，在人生裡面終會遇上一些令人鄙視、人格低劣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時常給人痛苦，但人往往在經歷轉變，感受到愛或尊重之後，往往有潛力向善。」

文教授近來思考的問題之一，就是關心香港的退休一族。隨著人口老化，這一年齡層的人口會越來越多。就如她在其著作《緣身記》中寫道：「如果心是沒有年紀的，長者便跟兒童無異，對未來只會嚮往，不想妥協。」她笑言：「如果這批長青的人活多20年，精力旺盛但無處所用，有機會變成擾民。」文教授笑言自己仍在摸索其身份，要重新學習做人。

最近就有媒體邀請文教授一起做節目，計畫訪問一些退休人士談生死哲學。「我覺得趁我還有體力的時候，繼續做我熟悉的事，探索我不認識的事。我還會建立更多的人際關係。任何人無論甚麼年紀和人生階段，都要學懂尊重，給別人適當的空間，然後自得其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