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步入香港浸会大学（浸大）历史系的走廊，率先映入眼帘的尽是墙上林林总总、弥足珍贵的校园照，印证着浸大由昔日的浸会书院（后称为学院）正名为大学至今30余载的点滴。只要细心留意，不难发现不少经典照片皆有历史系荣休教授李金强教授的身影。李教授于1979年加入学院，不但是浸大正名的历史见证者，更是本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及基督教史等研究长足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

上下求索　苦尽甘来
李教授早期在学院任教时，历史系正式聘任的老师只有五位。「当时我、周佳荣、宋韶光、冯培荣算是比较年轻的教师，连同时任系主任刘家驹教授，我们自嘲为『五苦将』，是辛苦的苦！」当年仍属私校的学院资源相对匮乏，李教授忆述：「因为薪酬未如理想，很多老师不但每星期在学院执教繁重，还需要额外兼课才足以养家。」除了要承受人手不足的苦，昔日的教学环境同样未尽完善。「如当时由于改建旧校（善衡校园），办公室需搬至由铁皮屋搭成的临时校舍，通风很差，环境较为刻苦。」

在那个资源紧绌的年代，让李教授与一众老师始终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希望为学院争取正名成为大学。「基于学院的浸信会背景，美国浸信会每年都从其辖下最大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委派老师到港支援。故当时学院的师资中外兼备、学生水平绝不亚于其他大学，可惜政府未有承认学院的学士资格。」

「学院的教职员当时不足百人，容易相识，且每逢星期三大家都会在基督教教育中心的礼堂集会，了解学校的发展概况。」纵然当时学院规模不大，但每个人均充满热诚和抱有一致的目标，而时任校长谢志伟博士的领导同样是凝聚大家的关键。「当时谢校长是我们的领航人，我们跟随着他，最后我们亦成功了。」

学院在1983年成功通过英国学历审查局的认可，李教授亦在翌年获学院全额资助到澳洲修读博士学位，并在1986年学成归来。「我离开前人事处时只有数位同事，回来后已有十数人；财务处随后更加增至近百人。」随着学院内部重整，师资有所提升，学院终在1994年正式升格为大学。「我仍记得当天乘坐的士上班，的士司机对我笑说：『我一觉醒来，香港便多了三间大学！』」浸大的正名之路并没有外人所想像般简单，过程中付出之多，叫李教授至今依然难忘，当日宣布喜讯的画面更是历历在目。「大家聚首在温仁才大楼下相连的广场庆祝，我亲眼看见谢校长跳起大叫『我们成功了！』然后全场欢呼喝采，大家的奋斗和努力终于得到肯定！」

支持浸大　不遗余力
浸大获正名之后，提升教研实力的举措并没停下来。当中，李教授亦曾为图书馆增添资源献策。原来早在学院时期，李教授常常流连图书馆进行研究，与时任图书馆馆长谢吴道洁女士时有碰面，他直接向谢太反映馆藏不足。「初入职时，图书馆只有约八万册藏书。我发现这并不足以应付我当时正在做的辛亥革命研究。」李教授曾在台湾读书，故得知不少公营机构会赠送书籍予大学，遂提议谢太尝试写信申请，最后成功获得台湾党史会、国史馆以及民国史料中心等机构赠书。

浸大成为公立院校之初，谢太就藏书事宜询问李教授意见，他马上想起了因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而认识的友联研究所（友联）社长林悦恒先生。「林先生曾提及友联准备结业，有近四万多册藏书以及大量剪报计划出售。」于是，李教授二话不说便安排双方会谈。「友联当时要价港币50万，幸好谢校长为着大学发展四出筹款，成立发展基金，面告可利用基金买下全部藏书及剪报，令本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具备不少一手资料。」在90年代前后，中国研究是学术界炙手可热的学科，而浸大图书馆内有三项相当重要的特藏：当代中国资料特藏、校长档案和基督教特藏；除校长档案外，其余两项都有李教授在背后搭桥铺路，出心出力参与接洽及搜罗回来的。这些珍贵的文献令浸大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时，更具优势。

钻研中国基督教史　自成一帜
李教授长年埋首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先生，在此领域颇具声望。香港的孙中山纪念馆的展览内容，以至中山纪念公园的设计，不少是根据李教授的研究和建议策划；他还分享，中山纪念公园内牌坊上印有的「天下为公」大字，原来拓自孙中山先生送给「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先生的墨宝，而牌坊则是由李教授牵线从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得来的。为了研究，孙中山先生在全球奔走革命的足迹，李教授也大多曾到访过。叫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方面的研究竟将李教授的研究重点推及至基督教史。「我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发现不少革命党员都是信奉基督教的，所以令我对近代中国基督教史产生兴趣。」李教授又说浸大创校校长林子丰博士是一位基督徒商人。创校之初，林校长便强调信奉基督教及传扬中国文化，而为了本校发展，他时常东奔西走向海内外华人及教会人士筹款，其中香港及美国浸信会捐献最多。继任的谢志伟校长亦时常提及：「浸大是全中国唯一一间以宗派命名的大学。」因此，浸大推动基督教史的研究可谓符合创校理念，顺理成章。

自此，李教授就着手推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他表示：「原本专门研究美国史的前浸大历史系系主任史百川教授（Professor Barton Starr），来港后对最早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事迹萌生兴趣。他运用从路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取得的12万美元研究资金，购置了不少英美差会来中国传教的珍贵微缩胶片，当中包括公理会、浸信会、循道卫理和伦敦传道会。」后来，李教授等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基督教文献部，遂向谢校长写了建议信，并由史百川教授出任首届主席，而李教授亦接任第二届，并着力发展华人教会及教牧著述收藏。当时，美南浸信会差会更特地从贝勒大学派遣了一位档案室主任来港，帮忙建立基督教文献部。

同时间，李教授亦出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并每两年在浸大举办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史研讨会。「当时这本刊物是一本国际性的双语刊物。英语部分由宗哲系费乐仁教授（Professor Lauren Pfister）负责；而我则主力负责中文部分以及主编整本刊物。」由于研讨会及刊物影响力深远，李教授不禁自豪地说：「在我退休之时，每当有人提起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浸大定必占有一席位。」

心系学术　薪火相传
荣休后，李教授依然退而不休，心系浸大的学术发展。近年他更取得外界的资源，投放予浸大的近代史研究中心，借此推动研究及出版，至今已出版了近10本书刊。「支持近代史研究中心，是希望可以延续近代中国史及基督教史研究，用于出版不同的书刊、举办讲座及研讨会。因为在学术界，没有这些研究活动，就较难引起注意。」

除了继续推动浸大的近代中国史及基督教史研究，李教授更大的宏愿是希望社会重视人文学科。「我认为现在的人文学科正处于十字路口，因为香港始终是一个工商业社会，理工商法医等专业相对较容易就业及获得高薪。而人文学科讲求对人性、社会及时代的探究，对于个人、社会及国家的发展，具有『指南』的意义，值得重视。」李教授感慨现时的教学模式与昔日有天壤之别，「在我们的年代，大师级的教授不少，现时则多为『专家型』的老师。我很幸运，见识过大师风范。所谓大师，必须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曾受教于郭廷以、唐君毅、徐复观、严耕望、王赓武、Mark Elvin等教授，但现在学生多与电脑为伍，并不知道谁是大师。」

与此同时，影视普及与人工智能的科技应用为历史研究与教学带来了新的方向。「以研究孙中山先生为例，现在除文献研究外，你可以利用孙中山先生的纪录片、录音及相关影视资料，让历史学的研究更加真切。我认为这是科技带动研究的进步。」作为一位忠实的电影迷，李教授认为电影与历史不无关联。「电影其实就是利用影像重塑已发生的人生及社会现象的『历史研究』。我常笑说，如果再读书的话我一定会读电影！」对于近年掀起以中国历史为影视题材的热潮，李教授表示乐见这个趋势可以引起普罗大众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中国史在近年香港的历史系中重视不足，以致学生对国家认同相对较低。」

直到现在，李教授对于研究中国史的热诚丝毫未减，甚至笑言自己正值历史知识的「芳华」时期。「因为修读文科有别于理工科，文科除注重文献，更讲究的是人生经验的累积，所以我们这些历史老师，可说是『越老越可爱』。」在此，我们由衷感谢李教授对推动浸大学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并祝愿李教授日后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