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步入香港浸會大學（浸大）歷史系的走廊，率先映入眼簾的盡是牆上林林總總、彌足珍貴的校園照，印證着浸大由昔日的浸會書院（後稱為學院）正名為大學至今30餘載的點滴。只要細心留意，不難發現不少經典照片皆有歷史系榮休教授李金強教授的身影。李教授於1979年加入學院，不但是浸大正名的歷史見證者，更是本校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及基督教史等研究長足發展的重要推手之一。

上下求索　苦盡甘來
李教授早期在學院任教時，歷史系正式聘任的老師只有五位。「當時我、周佳榮、宋韶光、馮培榮算是比較年輕的教師，連同時任系主任劉家駒教授，我們自嘲為『五苦將』，是辛苦的苦！」當年仍屬私校的學院資源相對匱乏，李教授憶述：「因為薪酬未如理想，很多老師不但每星期在學院執教繁重，還需要額外兼課才足以養家。」除了要承受人手不足的苦，昔日的教學環境同樣未盡完善。「如當時由於改建舊校（善衡校園），辦公室需搬至由鐵皮屋搭成的臨時校舍，通風很差，環境較為刻苦。」

在那個資源緊絀的年代，讓李教授與一眾老師始終堅持下去的原因是希望為學院爭取正名成為大學。「基於學院的浸信會背景，美國浸信會每年都從其轄下最大的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委派老師到港支援。故當時學院的師資中外兼備、學生水平絕不亞於其他大學，可惜政府未有承認學院的學士資格。」

「學院的教職員當時不足百人，容易相識，且每逢星期三大家都會在基督教教育中心的禮堂集會，了解學校的發展概況。」縱然當時學院規模不大，但每個人均充滿熱誠和抱有一致的目標，而時任校長謝志偉博士的領導同樣是凝聚大家的關鍵。「當時謝校長是我們的領航人，我們跟隨着他，最後我們亦成功了。」

學院在1983年成功通過英國學歷審查局的認可，李教授亦在翌年獲學院全額資助到澳洲修讀博士學位，並在1986年學成歸來。「我離開前人事處時只有數位同事，回來後已有十數人；財務處隨後更加增至近百人。」隨着學院內部重整，師資有所提升，學院終在1994年正式升格為大學。「我仍記得當天乘坐的士上班，的士司機對我笑說：『我一覺醒來，香港便多了三間大學！』」浸大的正名之路並沒有外人所想像般簡單，過程中付出之多，叫李教授至今依然難忘，當日宣布喜訊的畫面更是歷歷在目。「大家聚首在溫仁才大樓下相連的廣場慶祝，我親眼看見謝校長跳起大叫『我們成功了！』然後全場歡呼喝采，大家的奮鬥和努力終於得到肯定！」

支持浸大　不遺餘力
浸大獲正名之後，提升教研實力的舉措並沒停下來。當中，李教授亦曾為圖書館增添資源獻策。原來早在學院時期，李教授常常流連圖書館進行研究，與時任圖書館館長謝吳道潔女士時有碰面，他直接向謝太反映館藏不足。「初入職時，圖書館只有約八萬冊藏書。我發現這並不足以應付我當時正在做的辛亥革命研究。」李教授曾在台灣讀書，故得知不少公營機構會贈送書籍予大學，遂提議謝太嘗試寫信申請，最後成功獲得台灣黨史會、國史館以及民國史料中心等機構贈書。

浸大成為公立院校之初，謝太就藏書事宜詢問李教授意見，他馬上想起了因撰寫中國歷史教科書而認識的友聯研究所（友聯）社長林悅恆先生。「林先生曾提及友聯準備結業，有近四萬多冊藏書以及大量剪報計劃出售。」於是，李教授二話不說便安排雙方會談。「友聯當時要價港幣50萬，幸好謝校長為着大學發展四出籌款，成立發展基金，面告可利用基金買下全部藏書及剪報，令本校的當代中國研究具備不少一手資料。」在90年代前後，中國研究是學術界炙手可熱的學科，而浸大圖書館內有三項相當重要的特藏：當代中國資料特藏、校長檔案和基督教特藏；除校長檔案外，其餘兩項都有李教授在背後搭橋鋪路，出心出力參與接洽及搜羅回來的。這些珍貴的文獻令浸大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時，更具優勢。

鑽研中國基督教史　自成一幟
李教授長年埋首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先生，在此領域頗具聲望。香港的孫中山紀念館的展覽內容，以至中山紀念公園的設計，不少是根據李教授的研究和建議策劃；他還分享，中山紀念公園內牌坊上印有的「天下為公」大字，原來拓自孫中山先生送給「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先生的墨寶，而牌坊則是由李教授牽線從台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得來的。為了研究，孫中山先生在全球奔走革命的足跡，李教授也大多曾到訪過。叫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方面的研究竟將李教授的研究重點推及至基督教史。「我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時候，發現不少革命黨員都是信奉基督教的，所以令我對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產生興趣。」李教授又說浸大創校校長林子豐博士是一位基督徒商人。創校之初，林校長便強調信奉基督教及傳揚中國文化，而為了本校發展，他時常東奔西走向海內外華人及教會人士籌款，其中香港及美國浸信會捐獻最多。繼任的謝志偉校長亦時常提及：「浸大是全中國唯一一間以宗派命名的大學。」因此，浸大推動基督教史的研究可謂符合創校理念，順理成章。

自此，李教授就着手推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他表示：「原本專門研究美國史的前浸大歷史系系主任史百川教授（Professor Barton Starr），來港後對最早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事蹟萌生興趣。他運用從路斯基金會（Luce Foundation）取得的12萬美元研究資金，購置了不少英美差會來中國傳教的珍貴微縮膠片，當中包括公理會、浸信會、循道衛理和倫敦傳道會。」後來，李教授等人認為應該成立一個基督教文獻部，遂向謝校長寫了建議信，並由史百川教授出任首屆主席，而李教授亦接任第二屆，並着力發展華人教會及教牧著述收藏。當時，美南浸信會差會更特地從貝勒大學派遣了一位檔案室主任來港，幫忙建立基督教文獻部。

同時間，李教授亦出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並每兩年在浸大舉辦一個國際性的基督教史研討會。「當時這本刊物是一本國際性的雙語刊物。英語部分由宗哲系費樂仁教授（Professor Lauren Pfister）負責；而我則主力負責中文部分以及主編整本刊物。」由於研討會及刊物影響力深遠，李教授不禁自豪地說：「在我退休之時，每當有人提起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浸大定必佔有一席位。」

心繫學術　薪火相傳
榮休後，李教授依然退而不休，心繫浸大的學術發展。近年他更取得外界的資源，投放予浸大的近代史研究中心，藉此推動研究及出版，至今已出版了近10本書刊。「支持近代史研究中心，是希望可以延續近代中國史及基督教史研究，用於出版不同的書刊、舉辦講座及研討會。因為在學術界，沒有這些研究活動，就較難引起注意。」

除了繼續推動浸大的近代中國史及基督教史研究，李教授更大的宏願是希望社會重視人文學科。「我認為現在的人文學科正處於十字路口，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工商業社會，理工商法醫等專業相對較容易就業及獲得高薪。而人文學科講求對人性、社會及時代的探究，對於個人、社會及國家的發展，具有『指南』的意義，值得重視。」李教授感慨現時的教學模式與昔日有天壤之別，「在我們的年代，大師級的教授不少，現時則多為『專家型』的老師。我很幸運，見識過大師風範。所謂大師，必須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如曾受教於郭廷以、唐君毅、徐復觀、嚴耕望、王賡武、Mark Elvin等教授，但現在學生多與電腦為伍，並不知道誰是大師。」

與此同時，影視普及與人工智能的科技應用為歷史研究與教學帶來了新的方向。「以研究孫中山先生為例，現在除文獻研究外，你可以利用孫中山先生的紀錄片、錄音及相關影視資料，讓歷史學的研究更加真切。我認為這是科技帶動研究的進步。」作為一位忠實的電影迷，李教授認為電影與歷史不無關聯。「電影其實就是利用影像重塑已發生的人生及社會現象的『歷史研究』。我常笑說，如果再讀書的話我一定會讀電影！」對於近年掀起以中國歷史為影視題材的熱潮，李教授表示樂見這個趨勢可以引起普羅大眾對中國歷史的興趣。「中國史在近年香港的歷史系中重視不足，以致學生對國家認同相對較低。」

直到現在，李教授對於研究中國史的熱誠絲毫未減，甚至笑言自己正值歷史知識的「芳華」時期。「因為修讀文科有別於理工科，文科除注重文獻，更講究的是人生經驗的累積，所以我們這些歷史老師，可說是『越老越可愛』。」在此，我們由衷感謝李教授對推動浸大學術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並祝願李教授日後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