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的数码洪流下，电子游戏大行其道，但大家若有留意，原来不少游戏故事的题材都源于历史，连近年成为茶余饭后话题的长篇剧集，部份以穿越时空至古代为主题，一些剧情和人物也建基于历史而改编。真实的历史故事确实引人入胜，吸引创作人以历史加以取材及演绎。沉醉于研究历史的学者周佳荣教授，从历史中找到生趣，常以不同角度看历史，提倡把历史与先进科技结合。他相信新世纪史学不应单纯以文字表达，更可以图像、影像等记载，朝着跨学科的方向研究。一席睿智妙语，让我们领略历史的真谛。

在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任教了三十六年的周佳荣教授为香港浸会大学基金的荣誉会董。媒体邀请他谈的范畴很多，东亚地区、中日中韩关系、留学生、商会历史等固然是他的专长，他概述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慈禧太后、孙中山、蔡元培等更是家常便饭，原来他还曾评论过日本漫画文化、粤语文化、甚至日韩剧等宫廷剧潮流。因此，有专栏作家曾提及周教授上课有喜剧感，经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绝非夸大之言。周教授为人风趣幽默，了解潮流时势，洞鉴古今，由他口中谈历史，就能变成有趣的事儿。

当我们请周教授介绍一本必读的历史书，他笑言如今大家都以WhatsApp沟通，你一言我一语：「正是《论语》的写照，『子路问：…子曰：…』，内容短短数句，非常配合现代人的节奏，《论语》谈中国文化和人生道理，积极入世，值得阅读。」他以自己学习日文时的经历为例，曾选了一本喜欢的日文书从头至尾精读，得益不浅。因此，他建议学生可选一本喜欢的历史书慢慢咀嚼，仔细琢磨，相信定有裨益。

历史一向予人沉闷的印象，周教授却不认同：「每一件事物不在于其本身有趣与否，而是在于人对这些事物是否感兴趣。」他以漫画为例，有些人觉得吸引，有些人却认为浪费时间。周教授以空气和计算机内存作比喻：「历史有如空气，可能不值钱，但却是最基本和必需的。试想像计算机没有内存，不能记下东西，那么计算机便失去作用。历史是人类的记忆，人类如果没有历史，就如同一个无记忆的人一样。」周教授用大半生钻研历史，他总括说：「历史是人类生活的总和，如说历史没趣，即代表人类生活也没趣。」

历史的英文简称是HIST，对周教授来说，历史就是“Study Happily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他提倡把历史图像化和影像化。科技越发达，图像记录就越重要。因此在教学上，他欢迎学生以图像作记录：「有一位学生擅长画漫画，我叫他以十多页漫画来记录历史人物的生平。」可见周教授生动灵活的教学风格。周教授对历史系的学生亦有期望，他认为相片能记下历史的一瞬间，若历史系的学生懂得拍电影，把历史故事以不同形式演绎，令电影可以拍得更加生动活泼。

不少流行的电影电视剧集均有历史情节，但若果创作人不懂历史，篡改历史而观众又不懂分析，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曾有中学生问为何金庸小说里的韦小宝那么重要，教科书并不提及；周教授批改公开试卷时，他亦曾见学生答题时在「康熙」二字后加上「刘德华饰演」的字眼。周教授笑言，即使是自己也受到影响，例如在写纪晓岚的事迹时，脑海里也不期然联想起剧中扮演这角色的演员。周教授认为未来记录历史的趋势会以图像为重，文字辅助，教学上应该有更多跨学科的合作，例如历史与地理或历史与传理合作。

周教授与浸大的渊源不算传奇，其故事却可追溯至一九六九年。当时还在学的他，在中文大学修读历史系，其系主任孙国栋教授跟当时浸会学院传理学系创系主任余也鲁教授稔熟，于是安排学生参观传理学系的先进设备，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浸会。其后，他从日本学成归来，对日本人在中国办报之历史进行研究，有幸得到余也鲁教授推荐，让他这位年轻的历史研究学者获得了人生第一笔的研究资助，给了鼓励。至一九八零年，他看到浸会学院在《华侨日报》刊登广告招聘日本史讲师，决定应征一试，结果一做便三十六年，所以他跟学生笑说：「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

在浸大的岁月，周教授回忆起当中的点滴：「以前学生人数不比现在少，一班最多逾百人，相反历史系全职老师只得五位，我们笑称为『五虎将』，但却是辛苦的『苦』。」周教授却认为在浸大工作多年来挺愉快，辛苦也是值得的，若有一天没回来校园，仿似若有所失，而且学生亦很珍惜在这里读书的机会，师生关系密切。有一次，周教授在港铁站遇见一位在私校当老师的学生，简单问候一句教书辛苦与否，对方不禁哭了起来。原来那位毕业生一星期上下午班共教了七十小时课，工作压力大，一听老师关怀问候，便忍不住流下男儿泪。周教授说，现在仍不时有校友回校探望，而且亦很支持母校。他有次在博物馆演讲，便遇到一位热心的校友把一张十万元的支票交予他，说要捐给母校。

在浸大度过三十六年光景，周教授见证着这里由学院变成大学，犹记得学院于八十年代要通过评审，师生上下一心，充满活力朝气。在一次完成英国国家学历评审局的评核后，系主任高兴得流下眼泪，而当时任教的「五苦」就一起到九龙公园庆祝，「五位教授、老师一人一杯雪糕坐在路边品尝」就是最高享受，贯彻浸会人一向朴实无华的作风。在服务浸大期间，周教授不单尽心尽力培育学生，出版了超过五十项著作，更身体力行支持大学发展，成为香港浸会大学基金的一员。他解释说：「希望支持学系成立奖学金，以纪念历史系第二任系主任刘家驹老师，并支持系内的学术活动。」

除了捐款，周教授还亲力亲为筹划浸大六十周年校庆项目「浸大校史展览厅」。展览厅内摆放了许多珍藏，例如自学院时代已沿用的令牌及刊物等。想不到其中一本看似平平无奇的手册，原来背后有一段小故事：「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学院将于十一月正名为大学，但九月便要派发手册，校方遂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封面贴上印着『学院』的贴纸，待公布后便把贴纸撕掉，显示『大学』之名，正名当天全体师生兴高采烈地把贴纸撕去。要找回正名后的手册不难，但要找回贴纸仍然原封不动、印有『学院』两字的手册，就要几经艰辛！」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周教授的团队找到了完整的手册作为展品。他形容历史性时刻，一瞬即逝，所以保留历史同样需要把握时机。

今年退休的周教授难掩依依不舍之情：「退休后如果不回来，时间怎么过呢？」新学年伊始，他仍继续任教日本史一科，还有一些课堂，他笑称大家知他退休，早替他安排了回来讲课的时间，他亦筹划一些写作的计划。而曾为多家商会撰写发展史的周教授亦很关心浸大与商界的发展，他认为浸大可以多角度与商界建立关系。香港作为商业中心，值得鼓励商会成立交流研究中心，为商会历史留下宝贵的文献。

从周教授的一席话中，我们得知原来浸会曾有一个「第八站」的别号，因为一九七九年香港地下铁路首次通车时，无论从观塘站或是中环站，浸会所在的九龙塘站都是「第八站」。周教授现正走向人生的另一站，满脑子还有很多研究的题目，写作的点子，而他对浸大的感情，却随年月有增无减，确是浸大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