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的數碼洪流下，電子遊戲大行其道，但大家若有留意，原來不少遊戲故事的題材都源於歷史，連近年成為茶餘飯後話題的長篇劇集，部份以穿越時空至古代為主題，一些劇情和人物也建基於歷史而改編。真實的歷史故事確實引人入勝，吸引創作人以歷史加以取材及演繹。沉醉於研究歷史的學者周佳榮教授，從歷史中找到生趣，常以不同角度看歷史，提倡把歷史與先進科技結合。他相信新世紀史學不應單純以文字表達，更可以圖像、影像等記載，朝着跨學科的方向研究。一席睿智妙語，讓我們領略歷史的真諦。

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任教了三十六年的周佳榮教授為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的榮譽會董。媒體邀請他談的範疇很多，東亞地區、中日中韓關係、留學生、商會歷史等固然是他的專長，他概述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慈禧太后、孫中山、蔡元培等更是家常便飯，原來他還曾評論過日本漫畫文化、粵語文化、甚至日韓劇等宮廷劇潮流。因此，有專欄作家曾提及周教授上課有喜劇感，經常引得學生哄堂大笑，絕非誇大之言。周教授為人風趣幽默，了解潮流時勢，洞鑒古今，由他口中談歷史，就能變成有趣的事兒。

當我們請周教授介紹一本必讀的歷史書，他笑言如今大家都以WhatsApp溝通，你一言我一語：「正是《論語》的寫照，『子路問：…子曰：…』，內容短短數句，非常配合現代人的節奏，《論語》談中國文化和人生道理，積極入世，值得閱讀。」他以自己學習日文時的經歷為例，曾選了一本喜歡的日文書從頭至尾精讀，得益不淺。因此，他建議學生可選一本喜歡的歷史書慢慢咀嚼，仔細琢磨，相信定有裨益。

歷史一向予人沉悶的印象，周教授卻不認同：「每一件事物不在於其本身有趣與否，而是在於人對這些事物是否感興趣。」他以漫畫為例，有些人覺得吸引，有些人卻認為浪費時間。周教授以空氣和電腦記憶體作比喻：「歷史有如空氣，可能不值錢，但卻是最基本和必需的。試想像電腦沒有記憶體，不能記下東西，那麼電腦便失去作用。歷史是人類的記憶，人類如果沒有歷史，就如同一個無記憶的人一樣。」周教授用大半生鑽研歷史，他總括說：「歷史是人類生活的總和，如說歷史沒趣，即代表人類生活也沒趣。」

歷史的英文簡稱是HIST，對周教授來說，歷史就是“Study Happily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他提倡把歷史圖像化和影像化。科技越發達，圖像記錄就越重要。因此在教學上，他歡迎學生以圖像作記錄：「有一位學生擅長畫漫畫，我叫他以十多頁漫畫來記錄歷史人物的生平。」可見周教授生動靈活的教學風格。周教授對歷史系的學生亦有期望，他認為相片能記下歷史的一瞬間，若歷史系的學生懂得拍電影，把歷史故事以不同形式演繹，令電影可以拍得更加生動活潑。

不少流行的電影電視劇集均有歷史情節，但若果創作人不懂歷史，篡改歷史而觀眾又不懂分析，可能會造成不良後果。曾有中學生問為何金庸小說裡的韋小寶那麼重要，教科書並不提及；周教授批改公開試卷時，他亦曾見學生答題時在「康熙」二字後加上「劉德華飾演」的字眼。周教授笑言，即使是自己也受到影響，例如在寫紀曉嵐的事跡時，腦海裏也不期然聯想起劇中扮演這角色的演員。周教授認為未來記錄歷史的趨勢會以圖像為重，文字輔助，教學上應該有更多跨學科的合作，例如歷史與地理或歷史與傳理合作。

周教授與浸大的淵源不算傳奇，其故事卻可追溯至一九六九年。當時還在學的他，在中文大學修讀歷史系，其系主任孫國棟教授跟當時浸會學院傳理學系創系主任余也魯教授稔熟，於是安排學生參觀傳理學系的先進設備，這是他第一次接觸浸會。其後，他從日本學成歸來，對日本人在中國辦報之歷史進行研究，有幸得到余也魯教授推薦，讓他這位年輕的歷史研究學者獲得了人生第一筆的研究資助，給了鼓勵。至一九八零年，他看到浸會學院在《華僑日報》刊登廣告招聘日本史講師，決定應徵一試，結果一做便三十六年，所以他跟學生笑說：「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

在浸大的歲月，周教授回憶起當中的點滴：「以前學生人數不比現在少，一班最多逾百人，相反歷史系全職老師只得五位，我們笑稱為『五虎將』，但卻是辛苦的『苦』。」周教授卻認為在浸大工作多年來挺愉快，辛苦也是值得的，若有一天沒回來校園，仿似若有所失，而且學生亦很珍惜在這裡讀書的機會，師生關係密切。有一次，周教授在港鐵站遇見一位在私校當老師的學生，簡單問候一句教書辛苦與否，對方不禁哭了起來。原來那位畢業生一星期上下午班共教了七十小時課，工作壓力大，一聽老師關懷問候，便忍不住流下男兒淚。周教授說，現在仍不時有校友回校探望，而且亦很支持母校。他有次在博物館演講，便遇到一位熱心的校友把一張十萬元的支票交予他，說要捐給母校。

在浸大度過三十六年光景，周教授見證著這裡由學院變成大學，猶記得學院於八十年代要通過評審，師生上下一心，充滿活力朝氣。在一次完成英國國家學歷評審局的評核後，系主任高興得流下眼淚，而當時任教的「五苦」就一起到九龍公園慶祝，「五位教授、老師一人一杯雪糕坐在路邊品嚐」就是最高享受，貫徹浸會人一向樸實無華的作風。在服務浸大期間，周教授不單盡心盡力培育學生，出版了超過五十項著作，更身體力行支持大學發展，成為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的一員。他解釋說：「希望支持學系成立獎學金，以紀念歷史系第二任系主任劉家駒老師，並支持系內的學術活動。」

除了捐款，周教授還親力親為籌劃浸大六十周年校慶項目「浸大校史展覽廳」。展覽廳內擺放了許多珍藏，例如自學院時代已沿用的權杖及刊物等。想不到其中一本看似平平無奇的手冊，原來背後有一段小故事：「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學院將於十一月正名為大學，但九月便要派發手冊，校方遂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封面貼上印著『學院』的貼紙，待公布後便把貼紙撕掉，顯示『大學』之名，正名當天全體師生興高采烈地把貼紙撕去。要找回正名後的手冊不難，但要找回貼紙仍然原封不動、印有『學院』兩字的手冊，就要幾經艱辛！」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最後周教授的團隊找到了完整的手冊作為展品。他形容歷史性時刻，一瞬即逝，所以保留歷史同樣需要把握時機。

今年退休的周教授難掩依依不捨之情：「退休後如果不回來，時間怎麼過呢？」新學年伊始，他仍繼續任教日本史一科，還有一些課堂，他笑稱大家知他退休，早替他安排了回來講課的時間，他亦籌劃一些寫作的計劃。而曾為多家商會撰寫發展史的周教授亦很關心浸大與商界的發展，他認為浸大可以多角度與商界建立關係。香港作為商業中心，值得鼓勵商會成立交流研究中心，為商會歷史留下寶貴的文獻。

從周教授的一席話中，我們得知原來浸會曾有一個「第八站」的別號，因為一九七九年香港地下鐵路首次通車時，無論從觀塘站或是中環站，浸會所在的九龍塘站都是「第八站」。周教授現正走向人生的另一站，滿腦子還有很多研究的題目，寫作的點子，而他對浸大的感情，卻隨年月有增無減，確是浸大的福氣。